
回首览燕赵,春生两河间。燕赵大地,山河形胜,文脉悠远,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因,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,成为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、爱之切,在河北考察时指出“要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挖掘其丰富内涵,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、凝聚民族精神”。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,深入挖掘文化资源,阐发精神内涵,创新表达方式,让燕赵文韵赓续绵延、流淌不息。

燕赵大地,文脉悠长,如同一面棱镜,折射出中华文明的万千气象。左上图为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,是战国时期用来安装屏风的家具构件;右上图为出土于满城汉墓的长信宫灯,承载着汉代灯具的独特造物美学;左下图为响堂山石窟,是中国北朝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;右下图为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,体现了唐末五代时期的精湛技艺。 河北省委宣传部供图
河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从两百万年前泥河湾的远古曙光,到磁山文化的早期农耕;从红山文化的传播,到黄帝、炎帝、蚩尤“合符釜山”的融合;从战国燕赵的慷慨风骨,到历朝历代的传承流变,历史在此沉积出厚重的文化土层,印证着中国百万年人类史、一万年文化史、五千多年文明史。
包容多元、兼收并蓄,是燕赵文化的博大胸怀。河北东濒渤海、西接太行,北跨燕山、南临中原,地当要冲、五方杂处,枢纽地位使其成为多种文化交汇的走廊,从而突破单一文化的封闭性,孕育出开放与融合的传统。战国时期,赵武灵王推行“胡服骑射”,成为燕赵文化兼容并蓄的早期典范。至魏晋南北朝,匈奴、鲜卑等族群相继南迁,在习俗、语言、艺术等多层面与中原文化互鉴,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交融。商胡贩客,日奔塞下,多元文化在此汇聚流动。
万里长城横贯燕赵,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之间一条持续互动的接触带、对话线、融合区。关隘内外,既有“饮马长城窟,水寒伤马骨”的苍茫凄凉,亦有“茶马互市、商旅络绎”的温暖互动。纵贯河北的京杭大运河,舳舻相继,帆樯如云,不仅承担南北货物转运,更推动着沿线民俗、戏曲、饮食等多重文化因子的传播与共生。诞生于沧州的八极拳,兼蓄儒、释、道文化精髓,有着“文有太极安天下,武有八极定乾坤”的美誉。香河吹歌、景县铜胎画珐琅、沧州木板大鼓、临西乱弹等艺术形式如珍珠扑地,共同编织成“一河通南北,文化贯古今”的生动图景。
交融的印记,亦深深镌刻于燕赵大地的艺术与建筑之中。磁山文化陶器上的绳纹与编织纹,风格细腻反映农耕定居生活;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,则以神秘抽象的线条传递出北方民族特色。中山国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、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等器物,纹饰绮丽而灵动,融合中原礼制的端庄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动气息。响堂山石窟的佛像,既有西域的雄健饱满,又融入了中原的飘逸流畅,“曹衣出水”般的线条正是艺术融合的神来之笔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蔚县剪纸,以浓烈的色彩和饱满的构图,将农耕文化与游牧民族艺术元素凝结于方寸之间。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,汉式的飞檐斗拱、仿藏式的鎏金宝顶及红台白台,在此和谐共处、相映生辉。燕赵文化绝非地理意义上的文化集合,更是在交流交融中的凝聚共生,展现出开放的系统性与强大的整合力。
慷慨悲歌、重信尚义,是燕赵文化的精神底色。一地之文脉,凝聚一地之人文,养护一地之精神。频繁的族群碰撞与王朝更迭,让燕赵文化在历史熔炉中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构型,既有儒家思想的道德持守,亦具北地的慷慨之气,其内核是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对天下公义的践行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,以“悲歌慷慨”勾勒出燕赵文化的精神轮廓。这种特质,在战国时期形成,经隋唐发扬光大,历久而弥深。
韦应物有诗赞曰:“礼乐儒家子,英豪燕赵风。”荆轲《易水歌》的激越苍凉,不仅定格了侠士赴死的决绝身影,更铸就了“重诺轻生”的永恒意象。晋代刘琨于国家危难之际所作的《扶风歌》等诗,悲慨深沉,被钟嵘《诗品》评为“善为凄戾之词,自有清拔之气”。及至隋唐,卢思道作《从军行》,“犀渠玉剑良家子,白马金羁侠少年”,开初唐七言歌行之先声。高适以亲历见闻入笔,所作的《燕歌行》堪称盛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,“摐金伐鼓下榆关,旌旆逶迤碣石间”的军威,“战士军前半死生,美人帐下犹歌舞”的悲怆,对后世边塞诗创作影响深远。颜真卿为悼念侄子颜季明而作的《祭侄文稿》中,“父陷子死,巢倾卵覆”,笔触沉郁、墨韵苍涩,将家国之痛凝于毫端,使这幅“天下第二行书”成为忠烈精神的物质载体。“元曲四大家”之首关汉卿博学能文,笔为民声,其剧作《感天动地窦娥冤》尽显民间疾苦、底层血泪、不屈抗争,被视为中国古代悲剧成熟的标志。明代“铁肩担道义,辣手著文章”的谏臣杨继盛,其《就义诗》“浩气还太虚,丹心照千古”为后人广为传颂。明末清初孙奇逢,勇救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,守卫容城,著《理学宗传》,上继往圣,下开来学。千载文字刻画出燕赵文化风貌,印证了“慷慨悲歌”是植根于地域文化基因中的精神传统。
务实进取、变革图强,是燕赵文化的鲜明品格。农牧交错的环境、生存的忧患、竞争的压力,使得燕赵先民顺应时势,在耕读传家中锤炼出“经世致用”的实践理性,形成注重实效、守正开新的处世哲学。与孔孟并称的“后圣”荀子,根植儒家,融合道、法、墨之精华,著《非十二子》,学术兼容并蓄,深刻影响后世儒法合流的政治文化走向。《荀卿子通论》谓:“荀卿之学出于孔氏,而尤有功于诸经。”河间献王刘德“修学好古,实事求是”,广招名儒宿学数百人,昼夜讲读、校理、编辑,对于抢救先秦文化、传承中华文化功莫大焉。董仲舒作《春秋繁露》,立天人感应之学,《汉书》评“令后学者有所统一,为群儒首”。刘劭受诏集五经群书作《皇览》,开启中国类书编纂先河。李昉主持编纂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三部大书,“为百圣立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,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,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”。颜李学派力倡“实文、实行、实体、实用”之学,反对空谈心性,领清代实学思潮。
在实践领域,燕赵学人同样展现出勇于探索、精益求精的精神。被誉为华夏医祖的扁鹊,合参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四诊之法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载,“越人之为方也,不待切脉、望色、听声、写形,言病之所在”,其诊法精魂已融入医典。魏晋南北朝时,祖冲之“亲量圭尺,躬察仪漏,目尽毫厘,心穷筹策”,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将圆周率值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,比欧洲早一千多年,被称为“祖率”。郦道元以“因水以证地,即地以存古”的宏阔视野,将文学叙事与科学考辨熔于一炉,使《水经注》成为世界地理学史上早于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数百年的系统性著作。隋代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,是世界现存年代最早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,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桥”。元代郭守敬发蒙于紫金山书院,小试治水才能于邢州,历览祖国大好河山,重实证、精测算、融通文理,订《授时历》,凿通惠河,《史传三编》称其为“开物成务,功施于千载”。这些领域的别开生面,无不彰显出燕赵文化革新进取的基因。
刚健雄浑、厚重质朴,是燕赵文化的气质风骨。地理环境的挑战与历史变迁的磨砺,深刻塑造了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与刚健的气度。这种气质,于粗粝中见精神,在质朴中蕴深沉,不仅是一种生活姿态,更是一种美学风格。汉代毛亨、毛苌在河间整理《诗经》,作《毛诗故训传》,成就了中华《诗经》的主流“毛诗”。李延年革新乐府、“鼓吹新声”,加工整理大量民间乐歌并编配新曲,推动乐舞艺术的普及与发展。唐代苦吟派代表诗人贾岛,诗作清峻刚直、意境深远,《题李凝幽居》、《剑客》简洁凝练,追求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的推敲求索。金元之际一代文宗元好问,定居真定获鹿县,在封龙山讲学,编纂金代诗词文集《中州集》。元代散曲名家卢挚,留存120余首作品,对后世散曲发展影响深远。
燕赵文化的雄浑刚健,不仅存于庙堂史册,更生动流淌于民间艺术的广阔天地。磁州窑以白地黑花装饰技法为核心,创造性运用化妆土技术,风格豪放朴实,开创瓷器绘画装饰新途径。吴桥杂技艺人扎根于乡土,游走于江湖,将一身绝技深植于民间生活,“上至九十九,下至刚会走,吴桥耍杂技,人人有一手”,成就中国杂技之乡。曲阳石匠以锤凿为笔,以山石为卷,在千年传承中镌刻出气韵生动的艺术构图,参与建造了元大都、紫禁城,雕刻出一片辉耀东方美学的艺术世界。武强年画线条粗犷,色彩浓烈,充满浓郁乡土气息和朴素生活理想,被称作“农耕社会民间艺术的百科全书”。河北梆子唱腔高亢激昂,表演质朴豪放,慷慨之气穿透田间巷陌,融入烟火人间,造就“苦却不柔,悲中含壮”的独特风格。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,共同构筑了立体丰满、充满张力的文化世界。
燕赵文化是中华文明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的生动例证,如同一面棱镜,折射出中华文明的万千气象;如同一支根系,滋养着“何以中国”的自信之基;如同一部交响,演奏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雄浑乐章。
更多内容,详见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文章《文化中国 | 推动燕赵文化绽放时代新韵》
(策划:魏天舒 唐媛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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