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首览燕赵，春生两河间。燕赵大地，山河形胜，文脉悠远，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因，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，成为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、爱之切，在河北考察时指出“要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挖掘其丰富内涵，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、凝聚民族精神”。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深入挖掘文化资源，阐发精神内涵，创新表达方式，让燕赵文韵赓续绵延、流淌不息。
燕赵大地，文脉悠长，如同一面棱镜，折射出中华文明的万千气象。左上图为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，是战国时期用来安装屏风的家具构件；右上图为出土于满城汉墓的长信宫灯，承载着汉代灯具的独特造物美学；左下图为响堂山石窟，是中国北朝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；右下图为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，体现了唐末五代时期的精湛技艺。 河北省委宣传部供图
河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从两百万年前泥河湾的远古曙光，到磁山文化的早期农耕；从红山文化的传播，到黄帝、炎帝、蚩尤“合符釜山”的融合；从战国燕赵的慷慨风骨，到历朝历代的传承流变，历史在此沉积出厚重的文化土层，印证着中国百万年人类史、一万年文化史、五千多年文明史。
包容多元、兼收并蓄，是燕赵文化的博大胸怀。河北东濒渤海、西接太行，北跨燕山、南临中原，地当要冲、五方杂处，枢纽地位使其成为多种文化交汇的走廊，从而突破单一文化的封闭性，孕育出开放与融合的传统。战国时期，赵武灵王推行“胡服骑射”，成为燕赵文化兼容并蓄的早期典范。至魏晋南北朝，匈奴、鲜卑等族群相继南迁，在习俗、语言、艺术等多层面与中原文化互鉴，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交融。商胡贩客，日奔塞下，多元文化在此汇聚流动。
万里长城横贯燕赵，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之间一条持续互动的接触带、对话线、融合区。关隘内外，既有“饮马长城窟，水寒伤马骨”的苍茫凄凉，亦有“茶马互市、商旅络绎”的温暖互动。纵贯河北的京杭大运河，舳舻相继，帆樯如云，不仅承担南北货物转运，更推动着沿线民俗、戏曲、饮食等多重文化因子的传播与共生。诞生于沧州的八极拳，兼蓄儒、释、道文化精髓，有着“文有太极安天下，武有八极定乾坤”的美誉。香河吹歌、景县铜胎画珐琅、沧州木板大鼓、临西乱弹等艺术形式如珍珠扑地，共同编织成“一河通南北，文化贯古今”的生动图景。
交融的印记，亦深深镌刻于燕赵大地的艺术与建筑之中。磁山文化陶器上的绳纹与编织纹，风格细腻反映农耕定居生活；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，则以神秘抽象的线条传递出北方民族特色。中山国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、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等器物，纹饰绮丽而灵动，融合中原礼制的端庄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动气息。响堂山石窟的佛像，既有西域的雄健饱满，又融入了中原的飘逸流畅，“曹衣出水”般的线条正是艺术融合的神来之笔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蔚县剪纸，以浓烈的色彩和饱满的构图，将农耕文化与游牧民族艺术元素凝结于方寸之间。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，汉式的飞檐斗拱、仿藏式的鎏金宝顶及红台白台，在此和谐共处、相映生辉。燕赵文化绝非地理意义上的文化集合，更是在交流交融中的凝聚共生，展现出开放的系统性与强大的整合力。
慷慨悲歌、重信尚义，是燕赵文化的精神底色。一地之文脉，凝聚一地之人文，养护一地之精神。频繁的族群碰撞与王朝更迭，让燕赵文化在历史熔炉中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构型，既有儒家思想的道德持守，亦具北地的慷慨之气，其内核是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对天下公义的践行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，以“悲歌慷慨”勾勒出燕赵文化的精神轮廓。这种特质，在战国时期形成，经隋唐发扬光大，历久而弥深。
韦应物有诗赞曰：“礼乐儒家子，英豪燕赵风。”荆轲《易水歌》的激越苍凉，不仅定格了侠士赴死的决绝身影，更铸就了“重诺轻生”的永恒意象。晋代刘琨于国家危难之际所作的《扶风歌》等诗，悲慨深沉，被钟嵘《诗品》评为“善为凄戾之词，自有清拔之气”。及至隋唐，卢思道作《从军行》，“犀渠玉剑良家子，白马金羁侠少年”，开初唐七言歌行之先声。高适以亲历见闻入笔，所作的《燕歌行》堪称盛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，“摐金伐鼓下榆关，旌旆逶迤碣石间”的军威，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”的悲怆，对后世边塞诗创作影响深远。颜真卿为悼念侄子颜季明而作的《祭侄文稿》中，“父陷子死，巢倾卵覆”，笔触沉郁、墨韵苍涩，将家国之痛凝于毫端，使这幅“天下第二行书”成为忠烈精神的物质载体。“元曲四大家”之首关汉卿博学能文，笔为民声，其剧作《感天动地窦娥冤》尽显民间疾苦、底层血泪、不屈抗争，被视为中国古代悲剧成熟的标志。明代“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”的谏臣杨继盛，其《就义诗》“浩气还太虚，丹心照千古”为后人广为传颂。明末清初孙奇逢，勇救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，守卫容城，著《理学宗传》，上继往圣，下开来学。千载文字刻画出燕赵文化风貌，印证了“慷慨悲歌”是植根于地域文化基因中的精神传统。
务实进取、变革图强，是燕赵文化的鲜明品格。农牧交错的环境、生存的忧患、竞争的压力，使得燕赵先民顺应时势，在耕读传家中锤炼出“经世致用”的实践理性，形成注重实效、守正开新的处世哲学。与孔孟并称的“后圣”荀子，根植儒家，融合道、法、墨之精华，著《非十二子》，学术兼容并蓄，深刻影响后世儒法合流的政治文化走向。《荀卿子通论》谓：“荀卿之学出于孔氏，而尤有功于诸经。”河间献王刘德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，广招名儒宿学数百人，昼夜讲读、校理、编辑，对于抢救先秦文化、传承中华文化功莫大焉。董仲舒作《春秋繁露》，立天人感应之学，《汉书》评“令后学者有所统一，为群儒首”。刘劭受诏集五经群书作《皇览》，开启中国类书编纂先河。李昉主持编纂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三部大书，“为百圣立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，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”。颜李学派力倡“实文、实行、实体、实用”之学，反对空谈心性，领清代实学思潮。
在实践领域，燕赵学人同样展现出勇于探索、精益求精的精神。被誉为华夏医祖的扁鹊，合参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四诊之法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载，“越人之为方也，不待切脉、望色、听声、写形，言病之所在”，其诊法精魂已融入医典。魏晋南北朝时，祖冲之“亲量圭尺，躬察仪漏，目尽毫厘，心穷筹策”，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将圆周率值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，比欧洲早一千多年，被称为“祖率”。郦道元以“因水以证地，即地以存古”的宏阔视野，将文学叙事与科学考辨熔于一炉，使《水经注》成为世界地理学史上早于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数百年的系统性著作。隋代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，是世界现存年代最早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桥”。元代郭守敬发蒙于紫金山书院，小试治水才能于邢州，历览祖国大好河山，重实证、精测算、融通文理，订《授时历》，凿通惠河，《史传三编》称其为“开物成务，功施于千载”。这些领域的别开生面，无不彰显出燕赵文化革新进取的基因。
刚健雄浑、厚重质朴，是燕赵文化的气质风骨。地理环境的挑战与历史变迁的磨砺，深刻塑造了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与刚健的气度。这种气质，于粗粝中见精神，在质朴中蕴深沉，不仅是一种生活姿态，更是一种美学风格。汉代毛亨、毛苌在河间整理《诗经》，作《毛诗故训传》，成就了中华《诗经》的主流“毛诗”。李延年革新乐府、“鼓吹新声”，加工整理大量民间乐歌并编配新曲，推动乐舞艺术的普及与发展。唐代苦吟派代表诗人贾岛，诗作清峻刚直、意境深远，《题李凝幽居》、《剑客》简洁凝练，追求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的推敲求索。金元之际一代文宗元好问，定居真定获鹿县，在封龙山讲学，编纂金代诗词文集《中州集》。元代散曲名家卢挚，留存120余首作品，对后世散曲发展影响深远。
燕赵文化的雄浑刚健，不仅存于庙堂史册，更生动流淌于民间艺术的广阔天地。磁州窑以白地黑花装饰技法为核心，创造性运用化妆土技术，风格豪放朴实，开创瓷器绘画装饰新途径。吴桥杂技艺人扎根于乡土，游走于江湖，将一身绝技深植于民间生活，“上至九十九，下至刚会走，吴桥耍杂技，人人有一手”，成就中国杂技之乡。曲阳石匠以锤凿为笔，以山石为卷，在千年传承中镌刻出气韵生动的艺术构图，参与建造了元大都、紫禁城，雕刻出一片辉耀东方美学的艺术世界。武强年画线条粗犷，色彩浓烈，充满浓郁乡土气息和朴素生活理想，被称作“农耕社会民间艺术的百科全书”。河北梆子唱腔高亢激昂，表演质朴豪放，慷慨之气穿透田间巷陌，融入烟火人间，造就“苦却不柔，悲中含壮”的独特风格。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，共同构筑了立体丰满、充满张力的文化世界。
燕赵文化是中华文明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的生动例证，如同一面棱镜，折射出中华文明的万千气象；如同一支根系，滋养着“何以中国”的自信之基；如同一部交响，演奏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雄浑乐章。
更多内容，详见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文章《文化中国 | 推动燕赵文化绽放时代新韵》
（策划：魏天舒 唐媛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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